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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举办“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新华社广州11月20日电18日至20日在东莞举行的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与会专家指出,城市发展不平衡与规划密切相关,应当抓规划“短板”,推进建立规划实施问责机制,让城市拥有“精度”“深度”“温度”,使城市成为市民的美好生活家园。

  “新型城镇化”现已成为一个全民议题。如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全社会尤其是“规划师”的探索与创新。作为担当城乡规划重任的“青年规划师”的思考及探索,将为国内新型城镇化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规划“短板”多 城市发展尝“失衡”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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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规划全凭拍脑瓜”“张书记挖了李书记埋,赵书记上任又重来”,建楼求大求怪,“造城”好大喜功——城市规划从布局到实施存在的多重“短板”已经使城市发展遭遇各种“失衡”苦果。

5月17日,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编制创新”为主题的“第三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我校四平路校区举行,由“主题论坛”和“青年创新论坛”两部分组成。我校副校长伍江、吴志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到会致辞,对中国青年规划师的新担当、新作为寄予厚望。来自国内主要规划院校、规划设计机构的约5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年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说,城市和自然大量失衡,城市内部大量失衡,城市传承和创新失续,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导致基础设施跟不上城市发展,并在土地供给、劳动供给、物资形态等方面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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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目前城市总体规划制度的突出“短板”很多,如:缺乏城市全域的空间规划内容,刚性约束、规范指导的层级传递不足,规划实施缺乏监督的路径和手段等。

近期,北京启动总体规划调整和修改,上海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在此背景下,本次论坛的“主题论坛”聚焦“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编制创新”这一热点,特邀四位业界资深专家分别作主题报告。  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徐毅松在题为《转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介绍了刚刚启动的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思路,突出其力争实现的四大转变、六个导向以及力求把握的七大重点问题。他表示,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将把“市民幸福”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追求,从“以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从“外延发展型规划”转向“内生增长型规划”。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施卫良以《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几点思考》为题,介绍了北京市总体规划修改的主线和重点。他表示,面对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趋势,总体规划修改要体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要通过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优化组织功能布局,加强动态规划,着力提升城市规划有效治理城市的能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的报告题目为《澳门总体规划:思路与启示》,介绍了澳门地区总体规划的思路及其带来的启示。他表示,澳门地区的总体规划是一个政策性的空间规划,其基本原则是普惠、全覆盖,是对澳门全城进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阻止不可都市化地区变成都市化,这与内地许多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差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张兵在题为《场所•结构•治理——大都市地区空间发展与总体规划》的报告中指出,大都市地区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包括开展前期评估、公众参与、以人为本、从重规模转向重结构、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传承等,这反映了规划工作者在改进规划方面所作的努力,但这些改进还无法真正解决大都市区历史性转变中面临着的现实需要。  张兵指出,在大都市空间增长中,要高度关注城市内部结构,关注“人口、功能、交通”之间的关系分析,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调整。对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研究显示,虽然近年来远郊新增建设用地大幅增长,城市变得很大,但人们基于日常通勤的生活圈层仍是有限的,人们出行的距离、出行的时间相比过去并未有大的改变,公共服务设施也并未随都市空间扩张而做相应调整。他认为,大都市总体规划中还缺少对居民出行规律、出行空间分布的深入研究,还未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部署,他呼吁要全方位综合考察“人口、功能、土地使用、公共交通”关系,重塑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从而改善中国城市的品质。  “青年创新论坛”分设了“区域发展与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乡村规划与城乡统筹”、“信息技术与规划创新”等4个分论坛,采取学术演讲与开放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聚焦规划实践领域面对的矛盾。国内著名院校与各大规划设计机构推选出来的26位青年规划师在各分论坛上作专题演讲,结合各自最新的规划实践,提出新的思考。论坛邀请的30多位知名规划专家,与青年规划师同堂论道,共谋规划理念与实践创新。  论坛由同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承办。该论坛已成为常设论坛,每年5月中旬在同济大学校庆期间举办。

“经济优先思路导致规划权威性遭受挑战并一再向资本和市场让步,部分建筑师行为失范导致城市形态整体失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建国说。

王建国说,城市设计在现行法定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内长时间缺位,不同地区的城市设计实施“同一性”和“无差别化”指标设定管理。“一把尺子”做城市设计便容易导致“千城一面”。

补齐“短板” 推动规划实施问责机制

城市规划不是“短速跑”,久久为功才能利在千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安军说,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发展理念、规划理念需进行重大转变,不再单纯追求速度和指标,而是追求更加平衡、更加整体化。

“传统‘片面式’‘工程式’的城镇化治理理念,难以有效破解长期累积的城镇化矛盾。”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认为。“九龙治水”的分割式跨部门空间规划体系和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发挥对国土资源的引领和调配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开展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试点,推进城市规划改革。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张兵说,未来的城市规划应针对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落实“多规合一”。在城市发展质量效益和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内在结构的合理性、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做更加具体、细致的构思。

规划蓝图要“一竿子插到底”,要遏止地方政府城市规划“翻大饼”,监督机制不可缺位。张兵说,要通过每年度的评估,推动规划实施问责机制,逐步形成城市总体规划一经批准要有严肃性,一茬接着一茬干。

“精度”“深度”“温度”缔造美好宜居城市

据联合国预测,至2030年,中国将拥有世界41座千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中的8座。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超过70%,城镇人口将达11亿。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的宜居度将直接关系11亿中国城镇人的幸福感。

怎样的城市才叫宜居?王建国说,塑造一个富有特色和充满文化内涵的城市形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绿色城市设计强调“伦理之善”“和谐之美”。一个宜居的城市应在空间上有设计、有精度,对历史文化有感知、有深度,在公众参与上有体验、有温度。

按照增长曲线统计,城市发展可分为萌芽型、佝偻型、成长型、膨胀型、成熟型、区域型、衰落型七大类。同济大学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大多数城市属于佝偻型或膨胀型,要么在过去40年里一点都没有成长,要么迅速扩张和膨胀,需要进一步调整,更多地培植小城市,让小城市实现慢速均匀的内生性增长。

如何让曾经粗放生长的城市变得更加宜居?数字技术为医治“城市病”提供了一剂“良方”。王建国说,数字技术以及可视化,改变我们对城市形态社会构建的认知与发展,改变传统公众参与和调研方式,数字化城市设计是真正能结合法定规划付诸实施的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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